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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生命伦理学理念在我国民法典中的体现——以环境权为视角
发布日期:2017-05-03 19:56:06
作者:王雷

 

摘要:权利的法定性和发展性构成了权利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张力,法律对新型利益的权利化要以此类利益具有正当性以及存在权利化的必要性为前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传统民法典基于伦理学人格主义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在坚守此思维之余,也应该对作为其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做必要反思和矫正。生命伦理学及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构成对伦理学人格主义的有力补充,人与其他动物、人与资源和能源、人与生态和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塑造是生命伦理学思想在民法典中的投影。对环境权定性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法律权利、民事权利的概念界定以及各个部门法在调整对象问题上的分工协作,这属于纯粹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立法上应该加大对具体环境法律制度的配置,如环境保护义务、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程序、环境法律责任等等。

关键词:民法典;环境权;生命伦理学思想;解释选择问题

 

 

一、民事权利的法定性和发展性

 

民事权利的法定性和发展性构成了民事权利不断发展的一种内在张力,法律权利亦然。奥斯丁曾经说:“撇开法律去争论一个权利是否存在,是否可能,纯粹是荒谬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而且在几乎每一个国家,权利是由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所授予的。”康德也曾经指出权利概念的法定性并以所有权为例加以说明:“权利概念的有效性以法律文明的存在为前提”,“要使外在物成为自己的,只有在法律的状态中或文明的社会中,有了公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才有可能。……只有在文明的社会才可能有一种外在的‘我的和你的’。”司法实践中也会不断创生出各种新权利。“黄星煌、沈红梅诉无锡市锦江旅游客运有限公司、无锡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排除妨碍纠纷案”中,法院认可了眺望远景权、视觉卫生权的权利主张,并进一步指出:“眺望远景权、视觉卫生权虽未规定在我国有关相邻关系法律界定的权利范围内,但亦应纳入相邻关系的范围。”1976年日本神户居民以环境权受侵害为由,起诉要求阪神高速公路公团中止行车路线、停止公路建设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日本神户地方法院在审理中则指出环境权“不仅没有实定法方面的依据,其构成要件、内容、法律效果等也极不明确,以此作为私法方面的权利予以承认,有害于法律的安全性,毕竟是不能允许的而予以否定。”

通常认为权利的发展大致会经历三个阶段: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经过社会发展,某种特定利益日益重要,又不能为既有的法定权利所包含,就可能逐渐上升为独立的法定权利,该法定权利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再获得权利的实效。正当利益不等于权利,一项新权利的证成除了利益或需求的正当性之外,还必须具备“权利可能性”(符合权利的特点,能够以权利的方式得到调整和保护)和“创设必要性”。例如,知识产权和社员权就是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分法民事权利体系中发展独立出来的。以民事权利的内容为标准,民事权利的分类仅包括财产权和非财产权,随着社会发展,出现各种新类型权利,难以继续将其纳入二分法的体系之中,于是在此标准之下又将民事权利进一步区分为人格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社员权。这也是民事权利分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种。2015年6月19日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二稿)第81条就规定了社团法人成员权利———社员权,该条规定:“社团法人的成员通过成员大会依法制定、修改章程,选举或者更换执行机关、监督机关成员,并可以依法行使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第110条则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客体,该条规定:“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作品、商标、商业秘密等智力成果、商业标记和信息可以成为民事权利客体。”这些规定实际上认可了社员权和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属性。

 

二、环境权的民法哲学基础:生命伦理学思想构成对伦理学人格主义的有力补充

 

王利明教授曾经指出,我国民法典必须反映21世纪的时代特征,其中就包括民法典必须反映资源环境逐渐恶化的社会特点。如何有效地利用资源并防止生态环境的破坏,已成为直接调整、规范物的归属和利用的民法典的重要使命。在保护民事主体财产权利的同时,也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为不动产的权利人设置必要的维护环境、保护生态的义务。2015619日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二稿)第一章第二节规定“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和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笔者认为,在民法典民法总则部分增加规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具有立法准则、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彰显了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绿色发展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价值观的民法化。从立法层面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能够成为民法典各编具体规范设计的准则,使得民法典的绿色理念不仅体现于相邻关系、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等有限的范围,而是成为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有利于民法典分则各编创生出更多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和环境方面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在进行立法解释的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立法者解释的准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中也要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涉及人与资源和能源、人与生态和环境等关系问题上,当实定法对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缺乏具体规则加以调整时,民事主体应该根据“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从事民事活动,裁判者也可据此进行法律规则的漏洞补充。此外,在涉及人与资源和能源、人与生态和环境等关系问题上,当对现行法条文存在复数解释结论时,应该选择更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的解释结论。如下文所述具有高度经济价值的乌木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如果司法裁判中将乌木认定为无主物并使之归发现人所有,如果立法论上建议乌木归发现人所有,则极易出现对乌木的无序发掘甚至过度攫取,其解释结论和立法建议就有违“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二稿)第五章“民事权利客体”部分,第104条规定动物的民事权利客体地位和对动物的法律保护,第105条则将自然生态空间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瑏瑠民事权利客体范围具有开放性,自然生态空间具有生态性、功能性、整体性、长远性、公益性和无形性等特点。自然资源、资源性产品与自然生态空间分别对应不同的权利客体,将自然生态空间在民法总则中增加规定为民事权利客体,能够为民法典分则在自然生态空间以及组成自然生态空间的各种自然要素之上配置所有权、用益物权乃至环境权等各种权利类型,以有利于从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角度立体、系统地实现自然生态空间在当代人之间归属、利用和保护的分配正义,实现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代际正义。除上述规定外,2015年4月2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在第九章“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第213条还曾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应当注重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征求意见过程中,很多学者提出该规定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复,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民事权利行使规则可以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包含,因此后来建议稿第二稿就只从基本原则的层面保留和谐发展原则。

我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需要妥当确立如何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之间关系的立法哲学。在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上,传统民法典恪守个体主义而非整体主义为主导的方法;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传统民法典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实际上也是个体主义(也常被称为“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延伸。21世纪的中国民法典在坚守个体主义方法论之余,也应该对个体主义方法论做必要的反思和矫正,以更有利于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实现或者矫正其不足。《德国民法典》第90条a规定:“动物不是物。动物受特别法律的保护。除另有规定外,关于物的规定准用于动物。”这是否意味着动物不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而变为民事主体?该条只是强调动物的所有人不得任意处分动物,彰显对有生命之“物”的尊重,很大程度上,该条文是一种概念美容术(Begriffskosmetik),是生命伦理学思想在法律上所展露的一角,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动物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生命伦理学思想要求不能只将人作为伦理的主体,还应该关注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体乃至资源环境的伦理意义。生命伦理学家史怀泽就曾经说过:“伦理不仅与人,而且也与动物有关。动物和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和畏惧死亡。如果我们只是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不会真正变得文明起来,真正重要的是人与所有生命的关系。”生命伦理学思想也不要求将一切生命物置于与人同等的地位,人为法律主体、其他生命物为客体的主客二分格局并未被打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说过:“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作为生物进化的结果,人处于食物链的顶端,与动物或者其他生命体相比较,生命体中只有自然人才是民法上的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模式经历了几个阶段:原始文明对自然的敬畏和依赖、农业文明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现代文明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过渡攫取和破坏,努力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文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资源关系的理论模式反映到民事主体制度上即人类中心主义,这是自然界物种进化的必然产物。自然资源环境是无言的,它需要代言人,这个代言人还是人类。“法律对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做出调整,其调整的并不是人类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地说,是人与人之间基于自然资源环境而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自然资源环境已经人化、社会化了。”当然,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危机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也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面对如今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在主体与环境、自然资源的关系上,民法典若要做到适应和有效运行,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得到贯彻和体现。”人应该科学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又能友善地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生命伦理学及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构成对伦理学人格主义的有力补充,友善价值观也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人与其他动物、人与资源和能源、人与生态和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塑造是生命伦理学思想在民法典中的投影。

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为例,自然资源性国有资产是国家所有权的重要类型,《物权法》第46条、第47条、第48条、第49条、第50条、第51条在《宪法》第9条第1款、第10条第1款基础上对资源性国有资产做了具体化的规定。自然资源所有权法律制度具有《物权法》和《宪法》两个面向,属于具有公权性质的私权。“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蕴含着宪法所有权与民法所有权的双阶构造。”瑐瑢《宪法》对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定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是自然资源国家主权的体现,其规范本质是避免生产要素集中而导致剥削、保障对战略性自然资源的全民共享,其作为国家利益具有“整体利益性”和“长远利益性”的特点,这也决定了《宪法》对国家所有权客体“等自然资源”的规定也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是一个具有法政策形成空间的开放结构。瑐瑣从历史解释的角度看,如《物权法》第46条、49条、50条、51条就增加规定海域、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无线电频谱资源、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质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权的客体。《物权法》第9条第2款规定:“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随着社会发展,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客体还可能出现进一步扩张。与之相对应,《物权法》第58条第(一)项规定的自然资源集体所有权客体则具有法定性特征,不过,在立法技术上令人困惑的是,《物权法》第45条第1款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这是否意味着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客体范围也须遵循法定性要求?当《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水法》及《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相关自然资源是否就当然不可能成为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一方面,从解释论上看,地方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规章等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只能重复、细化宪法和法律对于国家所有权的规定,而不能增设法无明文的国家所有权客体。另一方面,从立法论上看,“国有自然资源的范围,应该泛指除集体所有及个别私人所有的自然资源以外的各种自然资源,既包括现已存在的自然资源,也包括将来可能发现的新的自然资源。”如对乌木、陨石等经济价值极高的自然资源就应该纳入国家所有权的客体,通过行政特许实行有偿使用,最终实现财富的社会共享,而不会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同时对发现人应该给予表扬和合理的物质奖励。笔者认为,乌木不属于《物权法》第46条规定的水流或者地质作用形成的矿藏,不属于《物权法》第48条规定的森林,第49条规定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野生植物资源,第51条规定的作为人类活动遗存的文物,第113条规定的遗失物,第114条规定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第116条规定的天然孳息,也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191193条规定的无主财产。笔者认为,乌木属于《物权法》第48条所规定的“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

自然资源是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性,对待自然资源,我们应该建立一种财产权的公共性观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规范目的如下:一方面,它追求一种以自由而平等的社会成员资源共同收益和合理分享为内容的分配正义观,它通过负责的国家管制来抑制自发市场失灵所内生的负外部性或者防止对资源的过度攫取,以确保社会成员持续性地共享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还有助于通过国家管制推动人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资源分配的代际正义。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本质上意味着国家对自然资源进行管制的国家责任,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本质上是作为自然资源领域反对剥削、实现人权平等保障的管制手段。按照耶利内克的说法,国家作为法人可以享有公法权利,但这种公法权利本身是一种限制和义务,他以国家机关的职权为例说明,这种职权与民法上的权利是不同的,它只能为公共利益而行使,也不得抛弃、让渡和随意改变内容。国家所有自然资源正是这样一种职权性的存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国家管制有助于消除负外部性,正如罗尔夫·克尼佩尔所说:“针对那些特殊的、对立的利益,只有国家才能贯彻市场参与者所特有的普遍利益。”可见,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制度的目的解释角度看,将乌木作为“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有助于实现国家对乌木的资源管制和资源共享,也可以防止人们对此类资源的不理性过度攫取。

 

三、环境权的法律权利和民事权利性质争论

 

我国《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环境保护法》第6条第1款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环境权肯定论者认为环境法是围绕环境权保护而展开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公众还享有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环境权“包括公民对于环境的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受到环境侵害时向有关部门请求保护的权利。”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道德应该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公序良俗,为民法规范、条款和制度的生态化解释提供了依据,公民环境权是一种独立形态的权利组合。应该通过民法解释学的方法,对现有的民法概念、制度和规范进行有利于环境资源保护的解释。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从权利客体上看,环境权不同于财产权;从权利是否直接受侵害上看,环境权不同于人格权;从环境侵权的范围上看,环境权不同于相邻权。由此,环境权不同于传统民事权利,环境权是一种独立的新生权利。

当然,环境权肯定论者对环境权的内容也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公众的环境知情权、环境决策参与权以及公众诉权。有学者明确指出程序性环境权得到社会各界普遍认可,认为有效的环境权在性质上应当是程序性的,这也是国际环境立法中表现出来的趋势。“在立法论层面上,应围绕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决策公众参与、环境司法等领域展开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环境权的内容不包含使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对环境资源经济价值的利用和享受,属于物权的内容,环境权本质上是对环境资源生态价值的利用和享受。不能将环境权界定为名为权利的纯粹的义务,环境权的权能(即实现权利的方式)包括程序性权能,其中环境参与权是核心权能。排污权实际上是行使财产权的客观后果,不是什么法律权利。“(环境权的)权能包括对良好生态功能的保有权、享受权等实体性权能和环境参与权、环境知情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性权能,其中,环境参与权是核心权能。”有学者则主张进一步简化和清晰环境权的内容,主张环境权是生态性的实体权利,不包括经济性权利、程序性权利和环境保护义务。

有学者对环境权持否定论,认为环境权应当是作为集合的人类对于整体的环境的权利。在环境权这个问题上,我们缺少的似乎不是法律身份,而是利益要求。环境利益是大家的,所以存在于具体行为主体身上的利益要求一定不会很强烈。“环境权和环境义务的不对称决定了环境权不能通过诉讼或救济活动来实现。诉讼和救济意义上的权利主张无法实现对环境权的保障。对影响环境的所有的主体普遍设定义务并要求他们履行义务是实现环境权,同时也是实现对环境的有效保护的唯一出路。……这种不对称也说明环境权只能是人类整体的权利,它无法具体化为公民个人的权利。……这种权利找不到与之相对的可以通过法律明确界定的义务承担者。……无法在法律上设定责任主体的公民环境权是不‘存在’的。”“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是人类,义务主体也是人类,……它的实现以人类履行自负的义务为条件。学者们所讨论的国家环境权其实是国家对外的主权和对内的环境管理权;而所谓‘公民环境权’实际上是享受、使用生产生活环境的民事、行政等权利和参与与环境有关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权利。”有学者批评权利面向的环境权研究之不足,从而建议从对环境权的研究转向对环境公众参与程序的研究,“今后的环境权研究,应当从‘司法中心’的实体性环境权理论建构转向环境行政的正当程序研究,尤其是要建构合理有效的环境行政公众参与机制,化解现代社会中环境风险规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可见,围绕环境权的定性,存在环境权肯定说和否定说的争论。环境权肯定说又包括三种不同的观察角度:环境权属于复合型权利、属于实体性权利或者主要对应环境参与权的程序性权利;持环境权否定说论者则要么认为只存在环境保护义务、不存在所谓的环境权,要么认为应该抛弃既有的权利面向研究,更加关注以环境公众参与机制为代表的环境行政正当程序规则的设计。

 

四、环境权法律性质争论的问题属性和初步结论

 

民法公序良俗原则应该包含对环境权益的确认和保障,超出民法所调整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利益关系或者冲突,应该由环境法等其他部门法发挥调整功能。无论如何,在环境权争论中体现出争论者对环境资源保护理念进行宣示和重视的共识,民法学和民事立法对环境预防和环境管制等环境法基本理论也予以肯认和一定程度的立法具体化,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此也应该予以关注,并根据具体争论问题分别“有所不为”和“有所为”。

对环境权的定性之争,取决于环境法学者的沟通和共识,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此应“有所不为”。“环境法是在民法基础之上生长出来的法律部门,环境权是与民事权利不同的权利”,建立新的权利体系是必行之策。环境权究竟是否属于法律权利,属于法律权利中的人类权、人权、生存权、社会权、宪法基本权利、民法人格权还是民法财产权等等?尤其是环境权是否属于民事权利?环境权仅对应程序性环境权?抑或环境权本身属于复合性权利?环境权的权利内容是否包含实体性环境权和程序性环境权,其各自又有哪些具体的子类型?能否从传统物权、人格权法律制度中演化开发出环境保护相邻权等环境物权、乃至环境人格权?对环境权这些定性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法律权利、民事权利的概念界定以及不同部门法在调整对象问题上的分工协作关系,这属于纯粹法学问题中的解释选择问题,讨论者的争论往往与其各自持守不同的概念“前见”有关,正如在民法学理论上也存在对监护权、代理权、社员权等法律性质的争论一样。如果将民事权利界定为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必须至少一方特定,则环境权的确无法为之涵括,毕竟环境权具有很强的人类权面向。但更重要的是,基于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立法上应该加大对具体环境法律制度的配置,而非抽象概念的争论,毕竟后者仅属于环境法学上的解释选择问题,其讨论结论并不必然要转化为立法。“通过行政管制和公众参与实现对整体环境的保护已经成为各国通行的普遍做法,各种行政法律制度也成为环境法的主要制度。”

基于生命伦理学思想对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必要补充,民法典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客体属性、环境保护义务、民事法律责任在环境法律责任领域的特殊体现等应该“有所为”,做适当的立法回应,并预留相关制度的发展空间。

首先,环境权利本身也不应泛化,其内容不宜过于模糊,而应该具有相对确定性。环境权不同于传统的民事权利。自然资源、资源性产品与自然生态空间分别对应不同的权利客体。法律对自然生态空间更强调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等方式确定其生态性、功能性特点,而非民法上传统的财产性特点。自然生态空间的生态性和功能性又具有整体性、长远性、公益性和无形性等特点。2015年6月19日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二稿)第105条虽然规定:“应当本着节约、集约原则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利用和保护。”但该建议稿却将第105条自然生态空间的有关规定置于第五章“民事权利客体”第一节“物”之下规定,笔者认为对该条文的此种体系安排并不妥当,应该将自然生态空间作为本章第三节“其他民事权利客体”之下的具体类型加以规定。如此一来,也可以体现自然生态空间作为权利客体与本建议稿第101条所规定动产和不动产作为物权客体的差别。

其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是民法典应予增加的基本原则,环境保护义务则构成对传统民法财产权利行使的必要限制。如上所述,2015年4月20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8条规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第213条规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义务,在该建议稿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很多学者认为建议稿第213条与第8条存在重复。因此,2015年6月19日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第二稿)仅保留第8条的一般性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和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删除了民事权利行使中的环境保护义务的具体规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也就从公序良俗原则中独立出来,上升为一项新的、独立的民法基本原则,这也彰显了民法典的生态文明底色。“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对应着民法的强行性规范,其既具有行为规范的功能,也具有裁判规范的功能,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不得约定排除该民法基本原则适用的条款,否则相应条款属于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而绝对无效。

再次,环境公益诉讼有助于填补民事权利受侵害带来的私益损害后果和环境权益受侵害带来的公益损害后果之间的缺口,这些公益损害往往会对应民事主体的反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遭受纯粹经济损失,使得环境公害能够通过环境公益诉讼得到救济。《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建立起了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出现地方环保局等政府部门起诉要求污染者承担被污染场地的修复治理费等环境污染损失费用的公益诉讼案件,这有助于将污染者付费的环境责任基本原则落到实处。修订后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二)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符合前款规定的社会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不得通过诉讼牟取经济利益。”2015年1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151号《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和第4条则对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作出解释,以进一步增强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此外,环境权益的公益性特点使得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程序和环境法律责任的综合性都成为环境法的鲜明特点,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所规定的环境修复责任就是民法恢复原状责任在环境法领域的创新拓展和发展深化,这些均与民事权利的私益性特点和民法传统补偿责任的品格有别。民法典和特别法中相应的民事法律制度应该基于环境权益的公益性特点和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的预防性、修复性等特点,加强对相关具体制度的针对性配置。

 

作者简介

王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参考文献:

[1][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2][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34页。

[3]李鸿禧:《论环境权之宪法人权意义》,转引自朱谦:《环境权问题:一种新的探讨路径》,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5期。

[4]参见巩固:《环境权热的冷思考———对环境权重要性的疑问》,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5]参见谢怀栻:《论民事权利体系》,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6]参见王利明:《民法典的时代特征和编纂步骤》,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

[7]参见王轶:《我国民法典编纂应处理好三组关系》,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7期。

[8]王雷:《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团体法思维》,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

[9]邱本:《自然资源环境法哲学阐释》,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3期。

[10]崔建远:《编纂民法典必须摆正几对关系》,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

[11]税兵:《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双阶构造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12]参见王旭:《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宪法规制功能》,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

[13]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

[14]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6期。

[15]参见陈泉生:《环境权之辨析》,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16]参见李艳芳:《环境权若干问题探究》,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6期。

[17]邹雄:《论环境权的概念》,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5期。

[18]参见吴卫星:《环境权内容之辨析》,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

[19]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0]张恩典:《“司法中心”环境权理论之批判》,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1]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

                文章摘自:法学评论(双月刊)2016年第2期

                本文编辑: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