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 首页 >> 学术星空 >> 基础理论 >> 内容页
史玉成:环境法学视角下《民法总则(草案初审稿)》若干问题评析与建议
发布日期:2017-04-20 20:26:50
作者:史玉成

提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通过的《民法总则(草案)》在对环境问题的因应方面有了可喜的进步,体现了立法对时代精神的回应。从环境法的角度审视,草案把民事主体的环境保护义务规定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值得肯定,但相关条款中有关 “环境”与“资源”的表述不够规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一种倡导性规范,以其作为原则规定难以成为确定的判断标准,应当做进一步的规范表述。草案增加了 “修复生态环境”的民事责任形式,意义重大,鉴于修复生态环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民事责任形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应当有进_步的细化规定。涉及环境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民事权益的规定不够充分,对于一些潜在的环境法益、正在成长的新兴自然资源权利,民法总则也应当为其提供保护或预留足够的空间。草案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条款付之阙如,从经验和事实出发,应当赋予动物特殊“物格”的法律地位,予以相应的民法保护。

 

关键词:民法总则;环境保护;评析;建议

 


 

制定民法典是几代中国法律人俱深俱重的情结。在经历了无数次坎坷之后,如今,这一梦想正在逐步变成现实。按照立法机关确定的先编纂总则、后编纂分则的“两步走”思路《民法总则(草案)》的颁行,是制定中国民法典的重要步骤之一。在促进民法法典化的道路上,毫无疑问,民法学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正如民法学家张新宝先生所言:“制定民法典不仅仅是某个学校某个团队的事业,而是整个民法学界的事业;民法典立法,不仅是民法学界的事情, 也同样是整个法学界的大事。”的确,民法“既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也是社会生活的记载和表达,是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旅途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法律,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的制定绝不仅限于民法学者关门论道,她是如此深切地关联着你我他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这样一部法典,她的编纂过程,必然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不惟法学界,每个人都有参与其中和表达诉求的权利。

 

2016年6月27日,备受关注的《民法总则(草案)》经过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并于7月5日开始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民法总则》(草案初审稿的公布引发了阵阵热议,作为环境法的研习者,笔者选取从环境法学的视角对初审稿的相关条款进行审视。虽然,从理论上讲,民法作为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基本法,属于私法范畴,对环境问题的规制并不是其首先要关注的问题,希冀依靠民法解决环境问题,似乎是“民法不能承受之重”。但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然成为当下高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从口号到行动需要由相应的制度规则加以保障,需要公法、私法多个向度的共同努力,民法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由此,对现代环境问题和环境风险的解决和预防,成为民法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的一个新面向。多年来,环境法学界在推动民法积极应对环境问题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做出了积极的知识贡献。相关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民法与环境法的协调沟通之道;环境公共利益对民事权利的限制;环境权的民法保护;动物的法律地位;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完善;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等方面。那么,在立法实践层面,经过初审的草案对环境问题有哪些回应?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多大差距?以下结合草案(初审稿)文本从理论上做一评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作为原则规定的“民事主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条款之评析

 

按照立法者的设计,《民法总则(草案)》是以《民法通则》为基础,按照“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将其他民事法律中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定写入草案。《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中并没有专门涉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总则(草案的“基本原则”一章中,新增加要求民事主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义务。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效力贯穿民法始终,体现民法的基本价值,对各项民法制度和民法规范起统领和指导作用的基本原则。民法基本原则是民事立法的准则,是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是法院解释法律、补充法律漏洞的基本依据,无论是对民法的创制还是对民法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日益显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现实国情下,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要求放在“基本原则”一章,体现了民事立法对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回应。这一回应体现了民法在价值判断上不仅注重对民事主体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保护,也体现了民法对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环境利益的关切,意义重大,毫无疑问是立法的一大进步,值得肯定。

 

但是,本条规定在概念的规范性上还有进一步商榷的地方;有学者将其归结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亦有不妥之处。

 

第一,关于“环境”概念的规范性问题。

 

本条规定中涉及的“环境”“资源”等概念,是环境法学科的“元概念”。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对“环境”的定义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与“环境”一词经常被连缀使用的一个词语是“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有机体之间、生物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种客观存在的关系性概念。可见,生态与环境的概念是有一定差异的。在我国,学界在使用生态的概念 时,并未对其进行准确的法学界定,而是将“生态”与 “环境”混同使用。而我国《宪法》则采用了“生态环境”的合成概念,由此引起一些理论上的争议。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判断,“生态”词的本意,是指与生物有关的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的总和。“环境”则是指以人类为中心的外部世界的总和。在环境哲学的视野中,“生态”是一个主客体一体化的范畴,而“环境”则属于客体范畴。可以看出,这是一组既有密切联系但又具有不同含义的概念。实践中,“生态”概念往往被等同于“环境”内涵,这种概念的混同带来理论上的模糊认识,容易引起对相关利益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界定不清。

 

《环境保护法》上界定的“环境”概念明显不能涵 盖“生态”的含义,导致理论上对环境法上的一类重要法益“生态利益”认识不足,立法上对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或存在缺位。比如《环境保护法》自1979年颁布试行至2014年全面修订的数十年间,有关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条款严重不足;环境 法律体系长期被界分为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自然资源保护法;迄今尚无专门的生态保护法。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从理论源头分析,当于“生态”概念被湮没在“环境”概念的表述之中而丧失独立性有一定关联。因此,需要重拾“生态”概念的意蕴,重视对生态利益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笔者认为,遵从语言的习惯用法,以约定俗成的“生态环境”概念代替“环境”概念, 可以弥合使用单一概念所产生的概念不周延的问题。

 

因此,笔者建议《民法总则》条文中应当以“生态环境”代替“环境”概念。何况,草案文本中新增加的民事责任形式“修复生态环境”也已经采用了生态环境的概念。

 

第二,关于“资源”概念的规范性问题。

 

严格来讲,“资源”并不是一个具有确定含义的法律术语。在民事单行法和环境法中,确切的表述是“自然资源”。《物权法》中有关于自然资源物权的规范;《环境保护法》及其单行立法中,所涉及的“资源” 明确指向土地、矿藏、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在法律意义上,自然资源是指在现有的认知范围、技术支撑和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自然界中能够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是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是由人而不是由自然来界定的。任何环境要素在被归类为自然资源以前,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类必须有获得和利用它的知识和技能;二是必须产生对自然物质或服务的某种需求。如果不能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那么这种自然界中存在的物质充其量 只是一个“中性材料”。而“资源”概念的外延显然要大于“自然资源”,作为法律用语,则存在指向不明的问题。

 

建议在《民法总则》条文表述中,使用规范的“自然资源”概念。

 

第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否可以作基本原则来表述?

 

在立法语言中,“促进”本质上属于倡导性规范 而非强制性规范。这就容易产生歧义:在“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表述中,“应当”是强制性规范,是民事主体必须履行的义务,怠于履行或不当履行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与作为倡导性规范的“促进”相并列,有点不伦不类。

 

笔者认为,本条规定的立法本意可以界分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对民事主体课以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义务,并将其作为民法的原则性规定。民事主体承担环境保护义务,对应的是不得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损害。作为义务必须履行,否则将招致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基本原则作为具有统领性和指导作用的规范,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责任加以保障,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在个案法律适用的时候,基本原则会起到“解释法律、补充法律漏洞”的作用。换言之,民事主体如果不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而又没有相应具有操作性的约束条款时,法官在具体个案适用时得依据基本原则的精神加以判断,这时候,民事主体的行为是否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而是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倡导性规范,无法成为确定的判断标准。因此,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才是合乎逻辑的表述。

 

第二层含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民事主体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所欲达成的目标,只不过,这—目标更多体现为立法目的,而非规范意义上的法律原则。那么,既然是立法目的,是否可以明示在立法 目的相关条款中?关于民法总则的立法目的,草案第一条规定:“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其中,保护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多反映了“促进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立法目的“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则包含了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多维目标要求,其中也涵括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在内。另外,从民法的属性和价值功能分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是民事立法的主要目的,而只是一种辅助或者衍生的目的,没有必要单独明示。

 

综合以上分析,建议本条修改为:

【民事主体环境保护义务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修改后的该条原则可以简称“环境保护义务原则”而非“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

 

           二、作为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修复生态环境”之评析

 

《民法通则》中规定的民事责任的方式有十种, 分别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今时代,基于生态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不足《民法总则(草案)》中,对传统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所拓展。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草案第一百六十条规定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在传统的民事责任形式之外增加了新的责任承担方式 “修复生态环境”,与原有的“恢复原状”相并列。

 

任何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都会引致两方 面的法律后果:一方面造成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和财产 权的损害,比如土壤污染致人发病、农作物减产绝收等;另一方面也可能给生态环境本身带来损害,比如生态破坏致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等。前者是典型的环境侵权,后者称之为生态环境损害。所谓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同一个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行为,可能会引发两种后果,也可能并未对特定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害,但导致了生态环境损害的后果。在我国民事法律中,因污染环境致人损害的环境侵权被归类为特殊侵权《侵权责任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如适用过错推定责任或公平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适用倒置原则等。对环境侵权行为《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完全可以涵盖。

 

而生态环境损害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则长期存在制度缺位。从法理上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并不直接侵害民事主体的人身和财产权利,而是对生态环境本身的功能造成损害,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这种损害后果在本质体现为对环境公共利益的侵害。按照传统观点,民法是典型的私法,以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己任,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与民法精神存在某种“不兼容性”。因之,生态环境损害长期游离于民事法律的救济体系之外。“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环境污染案例集中暴露了这方面的不足。

 

2015年新修订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规定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从而开启了对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民事救济之途。但是,对于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生态损害行为,《民法通则》规定的十种责任形式能否对其提供足够的救济?答案是否定的。生态损害行为造成对生态环境本身的侵害,需要通过一定途径和形式进行修复,以使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生态功能或环境承载能力。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某些情况下,生态环境损害带来的危害后果具有不可逆转性,难以完全适用民法上的“恢复原状”责任形式。此时,要求责任主体承担修复生态环境的责任,如修复被破坏的植被和土壤,在已破坏的植被和土壤不可能恢复到原来状态的情形下,还可以通过异地修复的方式,保证一定的植被覆盖率和土壤肥力。可以看出,这种“替代性恢复”的责任方式与民法中已有的“恢 复原状”责任方式有一定差异。我国民法并没有规定这种责任形式,导致生态环境损害长期以来无法获得充分的民事救济。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了这方面的探索。比如在2015年的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中,自然之友、福建绿家园两家环保组织起诉4名非法采矿致林地遭破坏的被告,法院判决被告在5个月内修复28. 33亩林地功能,如不能限期修复林地植被,则共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0.19万元;被告还要共同赔偿生态环 境受到损害至恢复期间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支付原告评估费、律师费等16.5万元。

 

《民法总则(草案)》中,“修复生态环境”作为新的民事责任形式得到立法的确认,是对民事主体环境保护原则要求的贯彻落实,是民法制度应因环境问题最为重大的进步之为民法增添了“绿色”色彩,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笔者对此持完全赞成态度,同时,鉴于《民法总则》对民事责任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修复生态环境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民事责任形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应当有进一步的细化规定。 在政策层面,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实施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试点的目的是“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建议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尽快通过配套的专门立法或司法解释,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生态环境修复的义务主体和权利主体;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修复启动时间、期限与修复范围;生态环境修复的执行 和监督;生态环境损害无法修复的替代修复责任;生态环境修复赔偿资金管理;国家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修复效果的鉴定评估;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等。

 

         三、作为民事权利类型的环境与自然资源权利: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民法是权利法,权利规范毫无疑问应当是民法总则的核心内容。《民法总则(草案)》第五章专章规定了“民事权利”,其中规定的具体民事权利的类型有:人格权、财产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股权或者其他民事权利。由于总则在民法典中的统领性、指导性作用,民法典总则中关于民事权利类型的界分,应当对法典分则部分所有的权利类型均有所涵盖,并且对诸如环境与资源法等具备公私法两重属性的部门法中所规定的民事权利,以及尚未上升为民事权利但应当受保护的民事合法权益(即民法理论中的 “法益”)均有所关注。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审视,笔者认为,草案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在理论研究中,与环境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权利大 致可以界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资源物权,即权利主体依法对自然资源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自然资源所有权、自然资源用益物权、自然资源担保物权。另一类是环境权,即自然人在舒适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在立法实践中,由于自然资源具有较强的“物”的属性,我国民事法律和自然资源法律中对自然资源物权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制度设计,作为法定权利加以保护。而环境权的情形就大不一样了,由于作为权利客体的“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环境权因之具有较强的社会权的属性,尽管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权的私法保护进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因为面临无法克服的理论障碍,迄今仍然停留在理论上的应然权利。

 

对《民法总则(草案)》中与环境与自然资源有关 的权利略做梳理,相关的条款主要有:第一百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第一百 零三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其中,前条与环境权有定关联,后条则包含了自然资源物权的内容。

 

草案第百条中规定的“生命权’“健康权”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在当下中国,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引起的生命权、健康权受侵害的情形比较普遍, 环境法理论研究中往往将其归结为“环境人格权”。相较于一般人格权,环境人格权虽然有其特殊性,也与环境权有一定的交叉,但本质上仍然属于人格权。而在环境权理论中,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是实现环境权最低限度的要求,在生命权、健康权不受侵害的前提下“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才是环境权的核心内容。关于环境权的法律保护,学术界有公法路径和私法路径的探讨和争论,其中,私法化论者主张通过民事法律环境权对环境权加以保障,由于环境权理论研究的不成熟性,以及权利自身的社会权属性,私法化路径虽经多年研讨仍然面临重重障碍,至今陷入偃旗息鼓的状态。民法上的“法益”理论认为,当某类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符合权利的特征而上升为权利的时候,法律得对其提供积极的、充分的保护;当某类利益尚不能上升为权利,但属于应当受法律保护的正当利益,法律对其提供相对消极的保护,即以“法益”形式加以保护,其保护方式往往不是赋予权利而是课以义务。“良好环境”作为一种环境公共利益,仍然可以通过法益保护的形式,以对义务主体课以义务的方式加以保护。即要求相关的民事主体不得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从而达到保护他人合法环境权益的目的。

 

草案第一百零三条对物权类型做了总括性规定, 至于物权的具体权利类型和权利的取得、行使等则是民事单行法需要解决的问题。涉及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根据宪法和民法的规定,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涉及自然资源的用益物权《物权法》确认了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和捕捞权; 除此之外,《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还分别确认了林权与狩猎权这两种自然资源利用权利类型。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物权的种类必须由法律做出明确规定,不得随意创设。在环境保护的实践探索中,业已发展出一些新的自然资源物权类型,比如,排污权在我国虽然尚未有得到法律的明示确认,但很多地方立法已确认了这一权利,且排污权交易的实践已在各地呈遍地开花之势。排污权的本质是环境容量使用权, 而“环境容量”是一种具有财产价值的生态功能,与其他自然资源用益物权一样,这一权利符合特许物权的特征。类似的正在成长的新兴权利,民法总则也应当为其提供保护,或预留足够的空间。

 

综合以上理由,建议在草案“民事权利”一章,增加两条:

 

【环境法益的保护】民事活动不得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环境权益。

 

【生态功能与新型自然资源利用利益】 可以产生经济价值的生态功能或新型自然资源,视为动产,依法受法律保护。

 

         四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动物:应否赋予“特殊物格”的法律地位

 

动物是指以有机物为食能感觉可运动活动或能够活动之生命体。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动物同人类一样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个种类,是人类的伙伴。 人类如何对待动物,应当赋予动物以何种法律地位?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学议题,其中牵涉复杂的哲学、道德、伦理、宗教、社会学等问题。在后工业革命时代,面对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和对立,缘起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现代环境伦理学应运而生。在环境伦理学看来,人类的伦理道德不应只相对于人类而言, 而应包括对自然环境的伦理道德;自然环境当中存在的动物、植物及其他自然体都有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 权利。基于对传统法律价值观的反思“环境法学研究共同体似乎是凭借某种学术本能而求助于生态伦理学”。一些学者从西方环境伦理学中得到某种启发,在批判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法律观的同时借助生态伦理学话语体系倡导建立一种崭新的建立在人类和自然生态共同利益基础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法律价值观,并进而对传统的法律理念法律原则和法律制度进行反思与解构“动物权利论”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动物权利论”直接将人的价值观系统作为分析的对象直指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不惟在法的价值理念层面,更要求在法律原则和制度层面赋予动物以法律人格。这种看似美妙的理论推演,一度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关于动物法律地位问题的争鸣,并招致广泛的批评。有批评者调侃说“从事环境和环境法研究的学者大多是些忧心忡忡的道德家”。笔者认为,赋予动物法律人格,至少存在以下障碍:第一,泛道德化道德主体与法律主体的混淆;第二,无法操作难以演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第三,兼容困境动物法律人格在本质上动摇了以“主客二分法”为基础的现代法律体系,容易引致法律的“虚妄”而难以被接纳。因此,动物法律人格论并不足取。但是,在民法层面赋予动物以特殊的 “法律物格”,进而以特别法加以保护,则应当成为现代法治的选择。

 

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动物被分为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表演动物和野生动物六类。在我国,从实定法的角度考察,现有涉及动物保护的法律主要是《野生动物保护法》,其立法目的,是将野生动物作为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必不可少的链条予以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二是将野生动物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在保护的同时进行合理利用。针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刑法》设置了相关罪名,如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等。可以说,针对野生动物保护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合理利用,现有环境保护法体系已经做出了较为充分的规制。

 

但是,对于野生动物以外的动物的保护,如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表演动物,则缺乏专门的立法予以规范。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虐待动物案例,如北京动物园用硫酸伤熊事件、高跟鞋虐杀小猫事件、家畜活体注水、活熊取胆事件等,每一次都会挑动公众和社会的神经,引发巨大争议。国内对动物保护进行专门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外也已经有大量这方面的立法。

 

本次《民法总则(草案初审稿)》在动物法律地位和动物保护方面未做出任何规定,此前有关专家建议稿中的相关条款均未被采纳,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建议,在草案的“民事权利”一章的权利客体部分,增加一条关于动物法律地位和动物保护原则规定的条款:

 

【动物的法律地位与动物保护】动物是有特殊保护要求的物。法律对动物有特别保护的,依照其规定。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动物适用有关物的规定。

 

民事主体应当遵从善良风俗和人道观念,不得虐待动物。

 

增设本条的理由是:

 

第一,依法保护动物反映了生态文明理念,符合 善良风俗观念。

 

人类发展史是一个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程。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其根本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确立动物的特殊法律客体地位对动物保护进行专门立法善待动物保护动物既是对善良道德风俗的法律保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法治进步的反映。

 

第二,现有民事立法中已有体现动物是特殊客体的规范。

 

现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以专章共七条的条款,对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做了全面规定。从上述立法内容看,显然是将动物作为特殊的“物”来对待的。未来的《民法总则》对动物的特殊客体地位予以明确,不仅是对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的统合,也为专门的动物保护或动物福利立法预留了空间。

 

第三,相关国家的民法典已有可资借鉴的立法例。

 

1990年德国修改《民法典》时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由特别法加以保护。除另有其他规定外对动物适用有关物的规定。”第903条新增规定:“动物的所有权人在行使其权利时,应注意有关保护动物的特别规定”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37条规定:“对动物适用关于财产的一般规则但以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未有不同规定为限。在行使权利时,不允许以违背人道主义的态度残酷地对待动物。”2002年修正的瑞士联邦《民法典》第641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对于动物只要不存在特别规定, 可适用于物的规定。”这些规定,可以为我国《民法总则》提供足以借鉴的蓝本。

作者简介:史玉成(1970甘肃灵台人法学博士, 甘肃政法学院“飞天学者”特聘教授。

   参考文献:

[1]张晓松,邹伟等.从民法“通”则到“总”则:一字之变折射中国 法治进步[EB/OL] . (2016 -06 -27) [2016 -07 - 10] .http: //news. xinhuanet.com/2016 -06/27/c_1119122013.htm.

[2] 金煜.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维持原判,3被告需赔250万[N]. 新京报,2015-12-21 (4).

[3] 高利红.环境法的生态伦理外套[J].郑州大学学报,2002 (2) :21 -22.

[4] 徐爱国.人类要吃饭,小鸟要唱歌:评汪劲博士的《环境法律的 理念与价值追求》J .中外法学,2002(1) :102-113.

 

                              本文摘自:《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本文编辑:蔡文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