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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坚: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以诉权分析为视角
发布日期:2017-04-13 23:31:05
作者:柯坚

摘要:检察机关能否作为适格原告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一直是环境法学界争议的焦点,深究其因,检察机关特殊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双重影响是检察机关原告主体适格问题的症结所在。无论是从检察机关的职权属性还是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来看,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实属公权力的后盾式彰显,其诉讼主体资格源于公权力而非依据通常意义的诉讼权利(诉权),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无明晰的理论来源。鉴于环境诉权是依附于环境权益的程序性权利,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予以严格的限制而非宽泛化,严格限制和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及权力,明确其作为公益诉讼人的角色和地位,以充分发挥公力救济的弥补作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诉讼主体资格;诉权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环境权益的司法救济渠道之一,是环境司法专门化及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主要部分,是实现环境维权和环境保护的重要保障。环境司法专门化在强化了环境公益诉讼独立性的同时,也对诉讼当事人尤其是原告主体的资格地位及诉讼范围有了特殊要求。如何界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很早便是环境法学界长期争议的焦点。目前为止,环境法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即“限定主体说”和“多元主体说”,然而,就检察机关能否作为适格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一问题,两种观点均主要从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分析和优越性阐释展开,如强调检察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代表和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定权力(检察权),相比较其他国家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和审判权),检察权的权力属性最为适合介入司法救济程序、以公力救济解决纠纷。然而,即便检察权介入是化解环境公益诉讼纠纷最为正当、有力的公力救济手段,但“权力正当说”并未触及检察机关原告主体适格问题的关键点。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特殊的法律地位和法定职能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双重影响是其原告主体失格问题的症结所在: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一方面,确实可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检察权的优势(对生态破坏及环境污染行为予以预防性及修复性干预),有利于保障环境法律秩序、实现环境正义;另一方面,也仍然存在着诉权原告主体不适格的理论争议(环境公益诉权是“权利本位”的直接体现,其是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综合体,故而“享有环境权益”的 社会公众才是正当有效的环境公益诉权主体;且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因其申诉对象的不确定性及广泛性、诉讼目的的公益性和损害结果的补救性,与检察机关受理的普通申诉案件相比明显具有特殊性。笔者认为,不可否认,检察机关的介入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高效审结具有重要意义(诸如其特有的侦查职权、诉讼资源和实践经验),然而“是否赋予原告主体资格”并不能仅以可预期的法律后果为导向,诉权有无正当来源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合理性”才是检察机关诉权认定的关键,故有必要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及诉权性质予以界定。

一、问题引出: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诉权理论缺位

为了加强对国家利益和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强化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监督,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的要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下称《方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下称《决定》)。《方案》和《决定》的出台,不仅为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还在技术层面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运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范,如明确了试点案件范围包括“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诉讼类型包括“请求之诉、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前置程序包括“检察机关依法督促或者支持法律规定的机关或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向相关行政机关提起检察建议,督促其纠正违法行政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 等。据近期统计显示,自《决定》通过以来,地方检察机关提起的五起公益诉讼案件均被立案受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及合法性(立法机关授权)已不容置疑,但检察机关的诉权来源及性质仍未得到明晰,且极大的影响着相关法律制度及诉讼规则的设计和完善,已成为制约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主要瓶颈问题之一,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提起 环境公益诉讼。根据《方案》和《决定》的内容,检察机关并不是当然的诉讼参加人,其必须在“经过寻找和督促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后、不存在适格主体或适格主体不起诉” 的前提下,才可“以公益诉讼人”身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前置程序是在充分考虑环境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即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为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所设计的特殊程序,然而,准入程序的特殊化并不能完全解决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所产生的诉讼当事人地位不平等问题,亦影响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灵活性,如检察机关不能与被告间就环境损害行为达成和解协议等,这对于以救济导向的环境纠纷而言并非良径;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之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公共利益的维护方面,主要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实现、发展和维护公共利益”,当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其主体身份究竟是监督者(行使监督权)还是被监督者(行使起诉权)?检察机关的诉权不明晰,无疑会让人产生“检察机关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冲突虚设。故有必要从理论层面对检察机关的诉权来源及诉权性质进行探索和界定,并据此规范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的行为、设计合理科学的诉讼规则及法律机制。

二、理论分析:赋予检察机关民事主体资格有悖传统诉权理论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界定

在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来源展开理论分析前,应先对环境公益诉权的性质和特征予以清晰界定。刘敏教授认为,起诉权是“基于特定民事权益受损或遭到威胁,享有提起诉讼、进行诉讼并要求人民法院公正审理和裁判的权利”。柯阳友教授认为,起诉权是“渗透着实体权益因素的程序性人权”,是启动诉讼程序的权利。蔡维利教授指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应当具备“受损环境权益具备保护必要”、“诉权主体具有环境公益关联性”等要件。可见,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性质应当被界定为诉讼权利,且是以启动诉讼为目的的程序性权利。鉴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衍生是以“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权利—个体行为致公益权利受损—其他个体或社群对公益权利救济—公益诉讼”作为逻辑主线,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权必定以“可以通过法律适用而终局性地解决的环境妨害案件”(即环境妨害纠纷应当具有可诉性)为基础。换言之,一方面,环境妨害纠纷具有可诉性是进入司法程序的前提;另一方面,环境妨害纠纷的可诉性也是纠纷通过诉权行使获得司法救济的可期待性依据。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权以“与环境妨害纠纷具有关联性”为基础,即必须是致害人之外的其他社会个体、社群等环境公益权利遭受损害的主体,才是起诉权主体,即所谓的“当事人适格要件”,这与传统诉讼观念(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和具体的公法诉权说)是相符的。

同时,无论是环境公益诉讼由何种主体提起,诉权均因救济实体权益的特殊性(环境权益)而具有特殊性,可将其称为是“渗透环境权益因素”的程序性权利:其一,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是贯穿于整个环境公益诉讼过程的动态权利,而诉讼活动和诉讼程序的运作是为了对环境妨害纠纷予以公正合理的解决,实现对环境权益的救济,故而诉权的行使过程均围绕环境权益救济展开;其二,鉴于环境妨害纠纷的复杂性、环境权益的公共性,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也随之存在特性,如举证义务和规则、诉权行使期限和诉讼请求内容均有别于其他诉权。此外,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仍然是程序性权利,为了实现受损环境公益权利的司法救济,该诉权仍然是以追求程序平等、程序公正、适时审判、期待权利保护等为价值标准。综上,可见,环境公益诉权是以传统的诉权理念为基础的程序性权利,环境公益诉讼诉权仍然以“环境纠纷的可诉性”(保护必要之要件)和“当事人适格”(利益关联之要件)等传统诉权理念为基础。

(二)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权”的性质界定

1.实质为公权力的后盾式彰显

无论环境公益诉讼带着多么耀眼的公益光环,依据被普遍接受的公法诉权论,起诉权是社会公民诉诸司法以寻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是为保障人权而赋予公民相对于审判权而言的公法上权利,具有自然性、基础性、平等性和控权性,故起诉权的属性只能是权利而非权力。与之相对立的是,检察机关的主体特殊性决定了其介入诉讼势必带有公权力色彩。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曾说过,“检察官应担当法律守护人之光荣使命,追诉犯法者,保护受压迫者,并援助一切受国家照料之人民。”可见,检察机关的“公共利益守护人”法律角色,决定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势必带有强烈的公权力色彩,基于环境公益诉讼本应是平等主体之间以环境妨害作为诉因所形成的环境法律纠纷关系,检察机关的介入应当作为平等诉讼主体 无法化解纠纷的后盾式保障,而不是直接取代平等主体一方上位为诉讼参与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环境公益实属社会公共利益。依据迈克·沃尔泽对公共利益的诠释,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以“安全”和“福利”的形式被人类社群所享用,当环境法律关系的平衡因社会个体或社群的环境妨害行为被打破,便需要对社会个体、社群或有关机关赋予公权力以倾斜救济受损的社会公益,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便是公权力对于私权利难以解决的环境妨害的补充介入。因而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实际具有两重属性,换言之,其是实现(救济)公益的公权力(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和启动环境公益诉讼的程序性权利(司法请求权)的综合体:其中,公权力方面,权力表征为公共利益,权力行使具有代表性,是以维护公益权利为终极目的,公益权利实现具有间接性,故仅在环境公益收到侵犯或威胁时、适格诉权主体不存在或不行使诉权时方可代为行使。程序性权利方面,是司法救济请求权,权利表征为救济请求,权利行使具有补充性,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司法救济,故法院不得拒绝受理,不得拒绝裁判。因此,当环境妨害行为的利益关联主体不明晰或不愿主张诉权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主体应当被允许介入环境公益诉讼,通过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以“确保环境安全和福利”的正常供给。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公权力实现公力救济功能之体现,并不直接意味着检察机关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更不能将其作为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的法理依据。

2.以“公权保障理论”为法权基础

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是代表国家行使检察权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权是政治分权与司法分权的产物,随着国家权力结构体系的变化,检察权从单一型权力(公诉权)演变为复合型权力(监督权),权力指向也从追诉犯罪向监督法律实行转移。检察权,本身便是兼具行政性与司法性、国家性与法律监督性的综合权力体。依据《方案》的制定负责人解释,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的监督权的职能行使,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诉权虽然并不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公诉权同属一类,但保持了监督主体的“内在一致性”。依照传统公权保障理论,为了避免因“个体理性”叠加所产生的“集体不理性”,社会公共利益被统一让渡给具有权威性的国家机关进行维护和保障。国家利用公权力确保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自检察制度设立以来,检察机关一直是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家代表主体。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社会环境权益当然属于社会公共利益,当出现了社会个体或社群实行了环境妨害行为、社会环境权益遭受损害或威胁、不存在适格主体或适格主体不行使诉权 时,检察权的国家性和社会性便当然的赋权给检察 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以实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监督法律有效实施。故而,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以检察权的公力救济为价值引导,实属为保护环境公益而展开的监督权的扩张行使,但值得注意的是,检察机关的参与行为是基于宪法赋予的公权力,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具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更不是其原告主体资格有着正当的诉权理论基础的体现,恰恰因其缺失坚实的法理基础,检察机关在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时必须遵循尊重私权和谦抑审慎原则,即但凡存在可通过私益诉讼达到公益保护目的公民诉讼、存在适格的公民、组织等法定主体时,检察机关均不可越位代为提起公益诉讼,这也是公力救济的弥补性功效之体现,是检察机关公权力应当受到合理限制之必然体现。

(三)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与传统诉权理论不符

1.与“具体的诉权”理论不符

所谓“具体的诉权理论”,又被称为“实质的诉权理论”、“环境保护请求权理论”等,即强调起诉权利应当以实体权利为基础,即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主体以环境权益的救济和保护作为行使诉权的终极目的,其不仅仅享有诉权,且享有期待胜诉权。换言之,环境公益诉权是“权利本位”的直接体现,其是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综合体,故“享有环境权益”的社会公众才是正当有效的环境公益诉权主体。对比来看,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权力属性),不同于其他社会个体或社群(如环境公益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权利实现),其诉权的属性是“权力”而非“权利”,其以实现社会环境公共权益而非某个私权主体利益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其所运用的公共权力也异于社会个体或社群的基础性权利,故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虽然其可介入环境公益诉讼,但其以代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环境权益为出发点,并不符合传统“具体的诉权理论”、亦不符合“以自身环境权益损坏为基础”,赋予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有悖于“具体的诉权” 理论。对此,有学者以“赋予检察机关诉权是对法律的形式正义对实质正义限制的合理突破,是挽回公民(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对法律权威及审判的信任的最佳路径”为据提出反驳观点,笔者认为,公平价值的实现必须以得以尊重和维护的 秩序价值为保障,故应当综合社会正义之形式及实质需求对法的公平价值与秩序价值进行博弈。允许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其初衷本是通过公力救济的引入来弥补“无人起诉、无权起诉”的公益及私益受损状态,但这与赋予检察机关诉权是完全独立的两个问题,若为了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而强行违反法律的形式正义,实质正义也将终失去保障 的后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诉权理论的初衷是国家介入私权冲突、禁止私人暴力的产物,其以解决当事人的主体资格问题达到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的目的。可见,诉权是赋予国家禁止的正当性、为纠纷双方主体提供充分和合理救济的法律机制,是从实体上的请求权演化而来,其本质是个体公民相对国家的权利,是私权利与诉讼程序结合的产物。故而诉权是基于实体权利受到侵害而被赋予的程序性权利,脱离了实体权利判定诉权将会失去设定诉权评定的原有之意。

2.诉讼信托理论难以消除诉权结构冲突

不少学者试图从诉讼信托理论入手为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寻求理论支撑。如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具备了“以自己的名义”、“有明确的诉求”和“为了维护依法由其保护的公共利益”三个要件,符合了诉讼信托理论中“非直接利害关系人可基于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授权而享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的要件规范,故而可以信托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源生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对此,笔者则认为,诉讼信托理论并不符合我国诉讼制度发展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且依据诉讼信托理论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将很大程度上会产生新的诉权理论问题并进而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 失衡。

首先,若依据诉讼信托理论,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其应当享有与其他诉讼当事人一样平等地位,并承担相对等的事实义务,然而,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构,肩负着对诉讼的公正审判予以法律监督之职责,双重的身份和地位增强了检察机关滥用法律监督权损害当事人利益的风险,实质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也违背了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和行政诉讼的“当事人法律 地位平等”原则,亦违背了“公权切莫干预私权领域”之自然法原则。国家机关结构功能和人权保障的宪政配置原理的打破,会进而引发诉权结构冲突问题。同时,检察机关作为原告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并不会消除其原有的审判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如何平衡原告身份和审判监督主体身份、及双重身份对于法院判决的不良影响防范等问题仍缺失法律制度的回应,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所产生的诉权冲突很难得以有效防范和解决。

其次,若依据诉讼信托理论通过诉讼上的授权赋予检察机关原告主体资格(诉讼权利),检察机关则应当基于平等主体地位承担程序意义上的法律义务和法律后果,这又会产生以下问题:其一,环境公益诉讼具有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两种类别,故“当事人处分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原则”等公理性原则当然适用并应当得以遵循,因此检察机关与其他当事人均具有“撤诉”和“调解”的权利,那么若检察机关拒绝“调解”时,其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呢?基于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及诉讼的公益性,应将该行为认定为“行政不作为”,此时便会引发将其作为被告提起另一个有关的“环境公益诉讼”,两个相关的“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间的权利义务纠葛交杂,难免产生诉权结构混乱冲突问题。其二,若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败诉,依法检察机关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环境公益诉讼因诉讼标的巨大、耗时长和专业性强而往往诉讼成本高昂,检察机关应该通过何种途径获得资金来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呢?即便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若均由国库负担,又会引发现有政府的财政制度及其背后存在的纳税人分担之合理性等系列问题。

三、权力规范:明确检察机关作为“诉讼公益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著名学者塞·约翰逊曾说过,“合法而稳定的权力,在使用得当时很少遭到抵抗”。因此,即便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权并不符合传统诉讼理论,即不应当赋予其原告主体资格,其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属性是公权力而非诉讼权利,但鉴于检察机关的适当介入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公正审判及执行具有积极意义,且实践中地方检察机关通过支持起诉、督促起诉和直接起诉等方式参与环境公益诉讼也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可怀着探求和革新的精神,依法赋予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明确其作为“公益诉讼人”的法律地位,并通过有关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完善,对其权力予以合理的规范和限制,以确保检察机关合理有效的行使监督权,充分发挥补充性和救济性作用。

(一)明确权限: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诉权”的要件规范

从《方案》的内容可以看出,对于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规范,主要包括诉讼主体诉因、诉权行使条件、诉讼参与方式和诉讼请求事项。如明确了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诉因就“实体上的诉因”和“程序上的诉因”分别设定为“污染环境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和“在没有适格主体或者适格主体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明确诉讼行使条件是“经过诉前程序、仍然无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环境社会公共利益仍然处于受侵害状态、具备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求、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初步证据”,并就检察机关提出的诉讼请求事项限定为“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内容。《方案》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限已经进行了较为科学合理的规范,但鉴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诉权具有补充性和救济性、环境权益渗透和公权力色彩,仍需对以下几点进行改善:其一,明确检察机关的身份和法律地位,即检察机关并非狭义上的环境公益诉讼当事人,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但仍应保留其诉讼主体资格,将其定位为 “公益诉讼人”,以突显检察机关只是基于公权力(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发挥公力救济对于公益受损状态的救济、保障功能;其二,就检察机关行使权力的实体上的诉因,应将“污染环境”修改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确保所有的对生态环境造成妨害或威胁之虞的行为纳入司法规制范围,其三,就检察机关权力行使条件中规定的“无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提起诉讼”,应予以更正,此点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而依据最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之规定,仅明确了具备一定资质的社会组 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主体资格,而检察机关、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他机关仅可以支持有起诉资格的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见并不存在实际可以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有关机关”,故而应当将“有关组织和有关机关”改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的主体”更加准确。

(二)限制权力: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诉权”的限制规范

对于检察机关参与环境公益诉讼权力的限制规范,即诉权限制的制度设计。《方案》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限制规范,主要体现在诉前程序的设立和提起诉讼的条件两个方面。一方面,诉权程序规定,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前,应当先通过行使监督权依法督促或者提供法律咨询、提交书面意见、协助调查取证等方式依法支持有资质的主体提起诉讼,最大化的保障社会公众的诉权行使,防止检察机关的公权力对于社会公众的诉权过分干预;另一方面,即便检察机关具备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因(审查程序和督促程序),也应当对其起诉的条件予以明确规范,如分别就举证责任、诉求范围设定了“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求、有初步证据证明环境权益遭到了侵害、制作公益诉讼起诉书”等明确规定,但对于举证责任分担、调查取证仍然需要加强规范制度的设计。鉴于检察机关本身因监督检察职能就享有调查取证的优势地位和经验,其相对与被告而言并不处于弱势地位,故在举证程序设计方面无需专门对检察机关的举证予以特殊倾斜,反之,应当取消举证责任倒置规则适用,基于检察机关的优势调查取证职能,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予以普通的举证程序,以确保诉讼中原被告双方主体的平等诉讼地位。此外,应当对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予以合理限制,确保检察机关的公权职能不会干预到民事诉讼程序正常运作及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随着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的不断发展,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益的守护人”的法律角色不断被强化。虽然检察机关并不具有传统诉讼理论的诉讼权利,不可认定其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但仍可保留其作为“公益诉讼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以确保其有效发挥监督权,为公益化的环境问题提供补充性救济。因此,应当依法赋予其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并通过相关法律机制、制度的建构和完善,对其参与诉讼的权力及行使方式、行使范围予以合理的规范和有效的限制,确保权力得以合法稳定的运行。

作者简介:柯坚,男,博士,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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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摘自:第37卷第6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

 

                   本文编辑: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