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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卫先: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利益:识别、本质及其意义
发布日期:2017-01-04 23:05:28
作者:刘卫先

摘要:环境利益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环境法的本质及制度构建。拨开环境利益论争的迷雾就会发现,在关系意义上,环境利益就是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人之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安全保障需要的一种满足;在客体意义上,环境利益就是良好的自然环境。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利益指的是客体意义上的环境利益,其在本质上属于安全利益,具有整体性、秩序性、本底性和反射性。因此,环境利益实现的基本法律路径只能是义务路径,这也是环境法的独特性所在。探索环境义务如何配置与实现,应该是环境法学研究应当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关键词:利益;环境利益;安全利益;环境义务

在传统的法学理论中,利益通常被视为法律的基础。法律通过调控人们的行为实现保护与调整利益的目标。环境利益作为环境法的利益基础,是环境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在某种意义上,对环境利益本质的认识直接决定着环境法的本质及其制度构建。尽管如此,环境利益并没有受到环境法学者应有的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年轻的环境法学走向成熟的步伐。国内外环境法学者在开始时并不关注环境利益,不对环境利益加以解释和澄清,似乎是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把环境利益作为一个无需解释的概念进行使用。但是,随着环境法学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环境利益的问题逐渐凸现出来,成为完善环境法学理论无法绕开和回避的问题,也是成熟的环境法学必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国环境法学者对环境利益的关注也在从自发走向自觉。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利益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对环境利益及其性质界定、环境利益的法律保护路径等问题都没有形成共识。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对相关问题加以分析,以求教学界先进。

一、环境利益的论争

国内外学者对环境利益的使用及其探讨涉及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环境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不同学科领域对环境利益的理解和界定存在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不通学科领域对同一事物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例如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是事物的经济价值,而政治学领域关注的是事物的政治意义。但是,在环境法学领域中,环境利益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笔者所查阅的国外法学文献中,有的学者使用环境利益environment interest),有的学者使用生态利益ecological interest),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没有对这两种字面上不同的利益加以详细解读和明确区分。从相关文献的内容看,学者们尽管对环境利益不做任何说明和解释,但都是在“整体性环境”意义上使用环境利益的。学者对生态利益的使用具有多个不同的含义。有学者对生态利益的使用类似于环境利益,即指良好的环境;有学者指生态利益为非人的生态的利益;还有学者在兼具上述两种意义上使用生态利益。

国内环境法学者也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环境利益和生态利益。尽管有部分学者把生态利益作为环境利益的一部分,但在大多数文献中,环境利益和生态利益是可以替换使用的。概括起来,国内环境法学者对环境利益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环境说或环境品质说。与国外学者一样,国内很多学者都是在没有对环境利益进行明确解释的情况下使用环境利益一词,但根据相关文献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情形下的环境利益一般都可以等同于环境。也有学者对环境利益做出明确的解释,认为环境利益所指代的环境是没有发生恶化的原环境,实质上是一定的环境品质。(2)非人利益说。该观点主要为一些主张自然体权利论者所持有,认为环境利益是与人的利益相对应的非人的环境的利益,环境本身就是利益的主体。该学说可以在环境伦理学领域找到一定的归属感。部分环境论理学者用生态利益取代环境利益,认为大自然即为生态系统,生态利益就是生物的利益,是满足生物生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3)生物人及其群体的环境需要满足说。该观点认为环境利益即为环境对生物人及其群体的环境需要的满足,从而把法律拟制的人和人身需要、财产需要排除在外;环境利益的客观基础为人类环境;环境利益的主体为个人、群体和整个人类;环境利益的内容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环境私益与环境公益、物质性环境利益与精神性环境利益。(4)人的生态需求满足说。该观点认为环境利益为环境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律构成的环境系统所具有的生态 功能对人的生态需要的满足,环境的生态功能是环境利益的客观基础;环境利益是人类与身具有的利益,同时具有公益性和私益性。(5)环境区分利益说。该观点认为环境利益是人对环境的需要并且能为人类需要满足的利益表达,包括自然禀赋的环境利益和创造的环境利益,其本质是环境区分利益,即优势地区、优势群体与劣势地区、劣势群体之间在环境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6)人格利益说。该观点认为人享有适宜的生存环境体现人作为主体的尊严,其享有自身的生存环境不被他人破坏的权利,即环境利益是环境人格的内容,应通过环境人格权加以保护。(7)狭义生态利益加资源利益说。该观点认为环境法上的环境利益分为环境生态利益和环境资源利益两大类,简称生态利益和资源利益。其中,生态利益指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环境条件产生的非物质性的有益影响和有利效果,大致可以对应生态经济学中所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最终体现为满足人们对良好环境质量需求的精神利益;资源利益是人们在开发利用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性的有益影响和效果,经济学中对应的概念是环境公共产品,最终体现为满足人们发展需要的经济利益。(8)狭义生态利益加生活环境利益说。该观点认为环境利益由生活环境利益和狭义的生态利益构成,其依据是环境可以分为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生态利益是指生态系统对人类非物质性需求的满足的利益。(9)全面利益说。该观点人为环境利益就是人类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的所有的利益。如环境利益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自动获得的维持生命延续的效用和人类能动地利用自然环境所形成的各种收益,由初始利益、原生利益、次生利益、再生利益和共生利益所构成,具有多元复合的属性;生态利益是全体社会成员在生态环境中获取的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益处,由经济价值和生态功能两种利益形态构成。

这些环境利益理论虽然都体现了论者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环境利益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真实性,但如果仔细研读和分析这些环境利益观点,除了环境品质说之外,其它观点都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环境说只是一种直觉,并没有详细说明与解释,也没有表明什么样的环境才是环境利益。非人利益说打破了人与其他生物之间的主体界限,不仅颠覆了正常的法律制度基础,而且无法证实。生物人及其群体的环境需要满足说一方面把人身需要和财产需要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把环境利益分为物质性利益和精神性利益,难道物质性利益不是满足财产需要?难道精神利益不是一种人身需要?该说存在明显的前后不一致。人的生态需求满足说虽然指出环境利益是生态功能对人的生态需要的满足,但到底什么是人的生态需要,人们的健康和财产安全是不是人的生态需要?这让人无法确定究竟什么是环境利益。环境区分利益说也无法告诉我们环境利益是什么。人格利益说既然认为环境利益是人格利益的一种,与主体的人格不可分割,照此逻辑,财产利益也应该是主体的人格利益,这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显然不合适。生态利益加资源利益说实际上无法区分生态利益和资源利益,如环境容量属于生态利益还是资源利益?生物多样性属于生态利益还是资源利益?等。生态利益加生活环境利益说最大的弊端也是无法明确区分生态利益和生活环境利益,难道由臭氧层空洞的扩大而导致的紫外线增多和我们的生活环境无关?难道草原的退化和牧民的生活环境无关?全面利益说看似全面,无所不包,但正因为它的无所不包,人们也很难认识和把握它。这样无所不包的环境利益无法和人们的财产利益、人身利益明确区分开来,不利于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

综观学者们对环境利益的各种理解和认识,我们不难发现,不同观点之间存在争议的直接原因在于:第一,对环境与生态的理解有差异。有学者对环境和生态不加区分,有学者对二者严加区分;有学者认为它们可以为主体,有学者拒绝之。第二,对利益的认识角度有差异。有学者从利益的客体上认识利益,有学者从利益的内容上认识利益,有学者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认识利益。第三,对环境利益本质与特征的认识存在差异。有学者认为环境利益可以分配,有学者认为环境利益不可分配;有学者认为环境利益是公益性的,有学者认为环境利益既具有公益性又具有私益性。面对众说纷纭的环境利益,应当如何认识和理解它才能更符合环境法的本质,进而更有利于环境法的发展与完善,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二、环境利益的识别

要想准确把握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利益,我们必须从环境利益的字面意义入手,了解环境利益的可能含义。从字面上看,环境利益是由环境利益合成。因此,只有分别弄清环境与利益的字面含义,我们才能了解环境利益的字面含义。

从字面上看,“是会意字,从刀从禾,意指以刀断禾,表示刀口快、好处、收获、与愿望相符合等含义。也是会意字,从水从皿,意指水从器皿中漫出,古文通,表示好处、增加、更加等意思。所以,把合在一起组成的利益,作为名词,其含义仍为好处。其实这里的好处暗含着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即是某物相对于另一物或其他物而言的好处。如果仅仅是某物相对于其自身而言,无所谓什么好处。好处所暗含的这种关系在现代主客二元论的话语体系中实际上就是指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客体相对于主体而言对主体的好处,这也体现了“利”字所具有的“与愿望相符合”之意。所以,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利益既可以指客体意义上的好处,也可以指关系意义上的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由于主体的需要不同,如经济需要、身体需要、精神需要等,导致同一客体在满足主体的不同需要时体现为内容不同的利益。而且,不同内容的利益又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因此,在现实中,为了明确利益的主体、客体或者内容,甚至是性质,人们常常在利益前面加上一个限定词,如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等。但是,用环境一词来限定利益而组成的环境利益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明确的利益指向。在“环境利益”这一表达中,环境究竟是利益的主体还是利益的客体和内容?对此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我们对环境的理解和把握。

环境,无论是从中文还是从英文的字面意义来看,都是指围绕某一中心的周围情况。所以,从字面意义上讲,环境的外延随着中心的不同而变化,也随着周围范围的大小而变化。在现代不同学科高度专业化分工的背景下,不同学科所关注的对象以及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具有差异性,进而导致环境一词在不同学科 中所指代的对象也不尽相同。例如,教育学关注的是教育环境,是对教育有影响的周围情况;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环境,是对经济有影响的周围情况;生态学关注的是生物的生存环境,是对生物的生存有影响的周围情况;环境科学关注的是人类环境,是对人类有影响的周围情况;等等。因此,对环境外延的确定必须与具体的学科背景联系起来。由于本文探讨的是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利益,那么,我们对环境的探讨就应该限定在环境法学的范围内。

环境法学以环境法为研究对象,为环境法的各项规定提供理论支持与解说。因此,环境法学所关注的环境首先就是各种规范性环境法律文件中所指称的环境。规范性国际环境法律文件很少对“环境”加以届定。人们较为熟悉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简称《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简称《里约宣言》)都是如此。《人类环境宣言》尽管明确指出这里的环境是人类环境以及人类环境包括天然的人为的两个方面,但天然的认为的人类环境具体指什么,宣言本身并没有明确说明。《里约宣言》也没有明确界定环境,而是指出其以《人类环境宣言》为基础,并在文本中多次使用全球环境地球环境大自然地球生态系统等用语。与《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不同,《阿拉伯联盟环境与发展宣言》对环境做出了明确界定,该宣言第一条规定:环境是指环绕人周围的一切。自然环境由水、空气、土地及土地中所含的所有物质组成……。人造环境指房屋、工作场所、道路和所有其他真主安拉召唤我们建立的旨在方便生活及其方式的东西。很明显,《阿拉伯联盟环境与发展宣言》对环境的规定比《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更具体、更明确。并且,我们也能够从文本中看出《阿拉伯联盟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环境所包含的房屋、工作场所、道路似乎不属于《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宣言》所关注的环境。

在国内环境法中,较早制定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环境,而是在相关条款中指出环境质量报告应当列明国家各类主要的自然的、人为的或改造的环境的状况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大气、水(包括海洋、河口和淡水)和陆地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森林、干地、湿地、城市、郊区和乡村环境)。在明确规定何为环境的各国环境法中,有关环境的界定及其外延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的环境法对环境的界定强调了以人为中心,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 有些国家的环境法对环境的界定并没有明确指出“以人为中心,如埃及的《环境保护法》。有些国家的环境法对环境的界定强调的是环境的自然要素,如我国 的《环境保护法》;有些国家的环境法对环境的界定不仅强调环境的自然要素,还强调环境的社会文化要素,如津巴布韦的《环境管理法》;还有些国家的环境法强调环境的自然要素和生态系统,如加拿大的《环境法》。不仅各国环境法对环境界定的视角不一致,即使是采取同一视角对环境进行界定的环境法,其对环境的定义也不一致。

从国际和国内规范性环境法律文件我们不难看出,即使在法律中,环境的含义也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些规范性环境法律文件中的环境既有人(以人为中心)的环境,也有生物(以生物为中心)的环境,既指自然要素,又指生态系统、社会文化要素,还指房屋、道路等。这种多样性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环境法 作为新兴的法律所具有的探索性与不成熟性。环境法学作为一种为环境法的发展和成熟服务的理论体系,面对法律文件中如此纷繁的环境定义,应当拿出科学合理的观点。环境法学既不能对法律文件中的环境照搬照抄(实际上对如此多样化的环境也无法照抄),也不能把视域仅仅局限于环境法律文件,而应当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对环境法律文件中的环境进行合理地取舍,并根据需要突破现有环境法律文件对环境的限制。

环境法学中的环境究竟是人的环境还是生物的环境?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体现了我国部分环境法学者以及环境伦理学者所言的人类中心论和生物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强调以人为中心;生物中心论强调以生物为中心。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无论是人类中心论还是生物中心论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人为中心的环境和以生物为中心的环境可以并存不悖,都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这种客观事实并不能随意纳入体现价值判断的学科知识体系中。究竟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生物为中心,取决于不同学科的目的和任务。例如,在生态学中,我们可以承认并使用以生物为中心的环境,只要这种使用有利于描述自然的生态系统和揭示自然的生态规律。而法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描述自然和社会,而是为了做出价值判断,指导人们如何行动。法学以及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律都是为人的利益服务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环境法学及环境法律也不例外。假如地球上没有了人,那么,以其他生物为中心的环境无论多么美好或者恶劣,都不是环境法所关注的对象了。所以,环境法学中的环境是人的环境而不是生物的环境。尽管有个别国家的环境法在字面上把环境表述为以生物为中心的环境,但这种以生物为中心的环境实际上也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最终都是人的环境。就像《湿地保护法》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法》一样,它们直接保护的虽然是湿地和野生动植物,但其最终目的毫无疑问都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这里的湿地和野生动植物实际上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使用环境这一术语时,感觉好像人类是处于环境之外的。这正是以人为中心看待环境的必然结果。

既然环境法学中的环境以人为中心,则围绕人周围的多大空间范围的哪些要素才是环境所指呢?也即环境的空间范围和要素范围是什么。从空间范围上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 从地球上的陆地到大洋洋底,再到冰封南极和北极,从地球到月球和太空,都留下了人类影响的痕迹。与此同时,人类所关心的环境也从人们生活周围的空气、土壤、水等扩展到无人居住的南极、北极、大洋洋底、月球甚至是太空。人类对这些周围情况的关注,是因为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些情况的恶化都可能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存产生不良的影响,都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属于环境法学中环境的空间要素。所以, 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的进一步提高,人类有可能发现更大范围的对人类生产、生活乃至生存有影响的周围情况,进而要求更大范围的人类周围情况成为环境法的保护对象,成为环境法学中环境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明确指出环境法学中的环境概念还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概念

既然环境法学中的环境,就目前而言,在空间上已经涵盖了整个地球以及地球周围的大气系统和外层空间,那么,从字面上看,该空间范围内的所有构成成分都应该是环境的构成要素,既包括水、土、生物、微生物等,又包括无数大大小小的生态系统,还包括社会文化等。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环境,则我们在前文揭示的规范性环境法律文件中多样性的环境定义不仅不难理解,而且也都不全面。这种无所不包的环境,我们只能称其为环境而不是生态。因为,只有环境一词才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包容性,其不仅可以涵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环境要素,而且可以涵盖由环境要素组成的生态系统,甚至还可以把社会文化因素纳入其中。即使我们可以根据整个地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而用生态一词指称地球环境,我们也无法把文化、外层空间以及不构成生态系统的局部环境涵盖其中。

但是,这种无所不包的环境是否就是环境法学中的环境,进而应当成为环境法所要保护的环境?答案明显是否定的。环境法作为一个部门法不仅没有能力而且没有必要保护这种无所不包的环境,并且把房屋道路社会文化等作为环境要素纳入环境法的保护范围不符合环境法的目的。环境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其调整的对象和保护的范围是有限的,不可能把其他法律部门所调整的对象全部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如环境法既不可以把民法所保护的作为物权客体的房屋、汽车等作为其保护的对象,也不可以把经济法所保护的市场经济秩序作为自己的保护对象,而无论是房屋、汽车还是市场经济秩序,都可以是人的周围情况的组成部分,也即环境的组成部分。环境法是由现代环境危机所催生的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历史使命就是应对人类所面临的现代环境危机。现代环境危机并不是环境本身的危机,而是人类的危机,是类似于八大公害的由自然环境的恶化而造成的人的损害的危机。现代环境危机的根源虽有多种,但其直接原因毫无疑问是由现代科技武装的人类对大自然肆无忌惮地开发、掠夺和破坏。所以,环境法所要应对的环境问题是由人的行为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恶化问题,环境法所要保护的环境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即大自然。尽管目前纯粹的、没有受人类影响的自然已不多见,且天然的自然与受人类影响的自然有时候也难以明确却分,但我们还是能够把某些要素明确排除在自然环境之外,如市场经济秩序、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宗教等。

在明确了利益与环境法学中的环境的含义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视角转向“环境利益”。如果按照上文的论述,那么,在客体的意义上,环境利益就是自然环境好处;在关系意义上,环境利益就是自然环境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很明显,无论是客体意义上还是关系意义上,我们仍无法明白究竟什么是环境利益。由于自然环境好处也是自然环境对人的好处,可以被关系意义上的环境利益概念所涵盖,所以,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就从关系意义上分析何为环境利益。

由于大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衣、食、住、行等都有赖于大自然提供的物质,所以,大自然对人的 需要的满足也是多方面的,既有财产方面的又有人身健康方面的,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精神方面的。按照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则无论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还是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哪一种需要都离不开大自然对人的供给。尽管有学者认为健康自主是人的基本需要,但这两项基本需要也是以“无害的自然环境”作为其前提需要之一,同样也都离不开大自然这一基本前提。大自然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是多方面的,那么,从字面上看,这些需要的满足都可以称作环境利益,即环境利益不仅包括财产利益,而且包括人身利益。既然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都是环境利益,那么为何这两种古老的利益无 论是在创始时还是在现在人们都不称之为环境利益?字面意义上的环境利益是有问题的。要确认环境利益,必须联系其时空背景。

从时代背景看,环境利益在环境危机时代才凸显出来并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客观上,我们可以说,从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之时起,自然环境对人类需要的满足已经存在,即环境利益已经存在。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在地球上生存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是饥饿、猛兽、洪水、严寒等,人类所关注的也只是如何从大自然获取财物,大自然对人类而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也即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人类而言不具有稀缺性。所以,人类注重的只是具有稀缺性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随着现代环境危机的大规模爆发,人们越来越发现,人类除了需要财富、健康、自由外,还需要良好的自然环境。随着自然环境因污染和破坏而逐渐恶化,良好的自然环境的稀缺性逐渐凸现出来。环境利益一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人们创造和使用。从现代环境危机的背景来看,环境利益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良好自然环境的重视。人们之所以重视良好的自然环境,原因在于遭到损害的自然环境会危害人们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使人们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所以,环境利益实际上就是自然环境对人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安全保障需要的一种满足。既然是能够满足保障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安全需要的自然环境,则该自然环境对人而言就是一种良好的自然环境。

其实,人们都有维护自己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需要,传统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对这种需要的满足的途径也是多样的,如阻止侵害、禁止偷盗等,但这些途径都是针对具体的主体,因为传统法律中的侵害和偷盗都是具体主体的直接行为。在环境危机背景下,危害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外部因素又多了一个,即由环境污染与破坏而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恶化的自然环境直接损害人们的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所以,良好的自然环境是对人们的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安全的一种保障,这种保障不同于传统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对直接侵害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行为的阻止与禁止。

环境利益本身不是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而是对人们保障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安全需要的一种满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只关注自己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才使人们大肆开发掠夺大自然,进而造成现代环境危机,而现代环境危机转而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窘境就是有学者所指出的出于自我利益的自我损害。所以,在环境危机背景下诞生的环境利益不可能是作为现代环境危机原因之一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

既然关系视角下的环境利益是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人的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安全保障需要的一种满足,则客体意义上的环境利益就是良好的自然环境。那么,究竟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才算是“良好”。对于良好环境的判断标准,我们不能依据动物、植物等自然体,而只能依据人的标准,即看自然环境状况能否达到保障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安全的要求。人们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环境利益的一种探测器和感应器,尽管现代科技可以把这种感应器物化为机械装置。所以,环境利益是一种安全保障利益,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既是这种安全保障利益的一种警报器,也是其保障的目标。

从环境危机的时代背景看,由于所有的法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都拥有财产利益,也即所有的法律主体都有保障其财产利益安全的需要,而良好的自然环境毫无疑问可以满足所有主体的财产利益安全保障需要,但这只能说良好的自然环境对所有的主体都是有益的,而不意味着所有的主体都拥有针对良好自然环境的环境利益。也就是说,在关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主体都有环境利益(即良好的自然环境对所有的主体都有益),但是在客体上,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主体都拥有环境利益(即良好的自然环境)。正如在关系上我们可以说和谐的家庭氛围对子女是有益的,能够满足子女的多种需要,但在客体上我们不能说和谐的家庭氛围是子女的利益,即子女拥有和谐的家庭氛围。

所以,尽管在关系意义上所有的主体都享有环境利益,但是在客体意义上任何主体都不可能对环境利益进行拥有。客体意义上的环境利益只能是区域内(乃至全球)所有主体共同享有的利益。客体意义上的环境利益实际上是区域内(乃至全球)所有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前提条件,也即区域内(乃至全球)所有主体安全拥有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自然前提条件,而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都是环境相关利益。换言之,客体意义上的环境利益与每一个人都相关,但它不属于任何人。

三、环境利益的本质及其特征

从字面上,环境保护法就是用来保护环境的法律。相对于人而言,环境体现的是人的利益,但这种利益不是传统法律已经保护的个人之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而是客体意义上的环境利益。环境法学为完善环境法服务,其中的环境利益也应是客体意义上的环境利益。环境利益在本质上是一种安全利益,是人们的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不受环境恶化危害的一种状态,是对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一种安全保障。在环境不利益的状态中,人们的人身利益或财产利益会或多或少地遭受不良环境的侵害。在这种意义上,环境利益实际上也可以等同于环境安全,也即安全的自然环境。人们身处安全的自然环境就自然会享受环境利益,否则就是环境不利益。正如人们身处安全的国防状态而享受相应的国防安全利益一样。坚固的国防对一国内所有人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都是一种保障,每一个人都从中受益,但它并不是人们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而是人们安全拥有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一个前提。环境利益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第一,环境利益具有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作为安全利益,环境利益只能是一种整体利益,而不是整体中部分个体的利益。环境利益的整体性是由自然环境本身的整体性决定的。自然环境具有区域整体性乃至全球性已经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处于同一自然环境中人们实际上已经被该自然环境连接成为一个共同体,既环境共同体。该共同体中的成员相对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而言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每一位成员都会因环境的恶化而遭受不利影响,同时也都会因良好的环境而受益,但每一位成员都不可能把环境利益进行明确地分割而单独地拥有。因此,环境利益只能是环境共同体的利益,即共同体的成员连接成一个整体而拥有的利益,具有不可分割性。而我国部分环境法学者把环境利益视为环 境区分利益实际上误解了环境利益的整体性本质,是把个体与环境相关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等同于环境利益。环境利益与共同体成员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就像公司利益与股东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一样。股东从公司利益获益,如果公司利益受损,股东也会受损,不同能力的股东(持股量有差异)从公司利益中获取的个人利益也是有差异的,但在公司存续期间,股东无法对公司利益进行明确分割而分别据为己有。

第二,环境利益具有秩序性。良好的自然环境实际上是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人们身处良好的自然环境实际上就是身处一种良好的秩序之中,因此,环境利益实际上就是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对人们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一种保障,即环境利益具有秩序性。身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正如身处交通秩序中的人们一样。 良好的交通秩序对身处其中的人们都有利,是人们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一种保障;反之,恶劣拥堵的交通秩序对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利,甚至威胁人们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交通秩序只是与人们的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有关,其本身并不是任何人的人身利益或财产利益。也即身处交通秩序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对交通秩序本身加以专有。

第三,环境利益具有本底性。尽管环境本底在自然科学中具有独特的含义,但在与从本底中获取的东西相对应的本底意义上,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一种本底,人类从该本底中获取各种物质财富。环境利类针对环境本底的利益,而不是针对从环境本底中获取的物质的利益。环境本底条件越好,人们从中获取的物质财富可能就越多;反之,人们从中获取的物质财富就越少。人们要想持续不断地从环境本底中获取物质财富,就必须保护好环境本底,维护好环境利益。环境本底一旦丧失,人类也就无法依存,更谈不上从中获取利益了。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道理就是环境利益与人身利益、财产利益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

第四,环境利益具有反射性。反射利益是一个源于德国公法理论的法学概念,其含义是指人们的受益源 于客观法律规定的反射效果(附带效果),而非人们所拥有的权利,换言之,某种状态虽然对人们有利,但任何人都无法对其拥有权利。环境利益作为一种良好的自然环境,对生存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利,但生活于其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拥有针对该自然环境的权利。环境利益作为一种安全利益,其整体性、秩序性、本底性已经决定了从中受益的任何人都无法对其拥有权利。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拥有环境本底而享有权利、每一个股东(共同体的成员)都无法对公司利益(整体利益)直接拥有权利,更无法拥有针对国防安全与良好的交通秩序的权利一样。

其实,环境利益从更多的视角看也许不局限于上述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而这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环境利益本质特征的代表和缩影。无论环境利益有多少本质特征,也不论这些本质特征看上去是多么不一致,它们毫无疑问都是环境利益本质的某种反应,与环境利益的本质是一致的,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环境利益的本质。对环境利益本质及其特征的揭示最终都要落脚到法律规范上,环境利益的本质及其特征对法律规范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也是探究环境利益本质的核心意义所在。

四、环境利益识别与本质的核心意义

准确识别环境利益及其本质不仅可以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现存绝大多数环境利益观点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而且更为重要的意义是使环境法具有明确具体的利益基础,进而决定环境利益实现的法律途径。环境法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保护之环境利益的独特性。无所不包的环境利益说、人格利益说根本无法将环境利益与传统法律所保护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明确区分开来;环境需求或生态需求满足说实际上无法给环境法一个具体明确的利益客体。客体意义上的环境利益即良好的环境品质才是环境法所保护的具体明确的利益。

对于实现环境利益的法律途径,我国大多数环境法学者都明确主张依靠法律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环境权)和权力,而环境义务只是为权利和权力服务的。这种观点明显与环境利益的本质相悖,根本达不到保护环境利益的目的。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直接保护根本无法消除环境恶化对人们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的威胁。人身权与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直接侵害它们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如果某种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没有直接侵害任何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则人身权与财产权手段对它们无能为力,只能等待这种环境污染与破坏经过时空迁移与累积在更大的范围和更为严厉的程度上对人们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侵害。实体意义上的环境权是直接以环境为客体的权利,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通过环境权的行使有效保护环境,但这种环境权不仅在理论上无法实现自圆其说,而且在实践中无法实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环境无法成为人们的私权客体。也许有些环境权论者已经认识到这种环境权的窘境与虚伪,转而主张《奥胡斯公约》所规定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为程序意义上的环境权,即环境权就是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和环境救济权。但这些所谓的程序性环境权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环境权,而是人们对环境事务所拥有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对环境侵害所拥有的救济权,无法成为环境法的特有权利。在现实中,政府虽然确实拥有环境管理方面的权力,但对这种权力绝不能仅仅从权力的角度加以认识。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毫无疑问应该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提供者,为了实现这种职能,政府应拥有一些权力,但政府的权力同时也是其责任与职责,与政府角色不可分割,服务于公共利益。权力实际上是对提供公共利益责任的履行和承担方式。

部分学者之所以将权利与权力视为实现环境利益的正确法律措施,原因在于他们将环境利益作为人们 可以占有、支配和控制的利益,进而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和权力的支配对象。但环境利益实际上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种前提条件,是人们生存的摇篮而不是其控制支配的对象。作为一种安全利益,其整体性、本底性、秩序性、反射性都决定其无法被生存其中的人们所控制支配。生存其中的人们随着环境利益的增长而获益, 随着环境利益的减损而受损。人们要想从环境利益获益,首先必需切实维护环境利益。维护环境利益是生存其中的人们的共同责任和义务。正如良好的交通秩序可以使其中的人们都受益,但人们必须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如果其中部分人扰乱交通秩序,在没有侵害其他人的人身权或财产权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法通过主张权利的措施来实现良好的交通秩序。

受益于环境利益的人们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即环境利益共同体。人们因环境利益的增长而享 受好处,因环境利益的减损而遭受威胁和损害,但环境利益的增长需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人们对环境利益增长所付出的努力是其从环境利益获得好处的必要前提和代价,也是人们对共同体应当负有的责任和义务。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共同体的强大离不开其成员的拥护;共同体成员从共同体获得好处,作为代价,其应当对共同体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也如强大的国防能够使每一个国民都受益,但它不是任何国民的权利客体,恰恰相反,强大的国防需要所有国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在前环境危机时代,也即地球的自然环境处于适合人类生存的良好状态,人们从环境利益享受好处是与生俱来的,因为那时的环境利益还足够丰厚,不需要人们对其加以维护。但自从进入环境危机时代,环境利益已经遭受人为的减损,甚至不能满足人们维护其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需要。在环境利益尚未遭受损害的状态下,人们尽管还可以与生俱来地从中获得好处,但决不可能持续下去。人们要想永续地从环境利益获得好处,首先必须维护好环境利益,防止环境利益遭受损害,也即采取措施维持和增强环境利益。在环境利益已经遭受损害的状态下,人们已经无法与生俱来、自然而然地从环境利益获得好处,因为在此状态下已经没有环境利益。人们要想从环境利益获得维护其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好处,首先必须恢复和创造环境利益。无论是维护和增强环境利益还是恢复和创造环境利益,都需要人们共同努力和付出,普遍承担环境义务,而不是一部分人享有权利另一部分人承担义务。在现代社会,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主要提供者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主要的环境保护责任,但其责任的履行可以通过包括行使权力在内的多种方式。

五、结语

环境利益作为环境法的利益基础,其独立性以及保护其法律手段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环境法的独立性。拨开环境利益论争的迷雾,作为环境危机背景下的一种新型利益,环境利益既不可能是人身利益、财产利益,也不可能是无所不包的利益总汇。在关系意义上,环境利益就是良好的自然环境对人们维持其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安全需要的一种满足;在环境法所保护的利益客体意义上,环境利益就是良好的环境品质。环境利益在本质上是一种安全利益,环境利益实现的基本法律路径只能是义务路径,这也是环境法的独特性所在。探索环境义务如何配置与实现,是环境法学研究应当关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作者简介:

刘卫先,法学博士、博士后,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1]参见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页。

[2]金福海:《论环境利益双轨保护制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4期。

[3]袁红辉、吕昭河:《中国环境利益的现状与成因阐释》,载《云南民族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等。

[3]参见徐祥民、朱雯:《环境利益的本质特征》,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6期。 参见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4]参见叶平:《生态权力观和生态利益观探讨》,载《哲学动态》1995年第3期。 [5]参见王春磊:《法律视野下环境利益的澄清及界定》,载《中州学刊》2013年第4期。

[6]参见何佩佩、邹雄:《环境法的本位与环境保障利益研究》,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7]何佩佩、邹雄:《论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利益的法律保障》,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8]参见杜健勋:《环境利益:一个规范性的法律解释》,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2期。

[9]参见刘长兴:《环境利益的人格权法保护》,载《法学》2003年第9期。

[10]参见史玉成:《生态利益衡平:原理、进路与展开》,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2期。

[11]参见邓禾、韩卫平:《法学利益谱系中生态利益的识别与定位》,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5期。

[12]参见张志辽:《环境利益公平分享的基本理论》,载《社会科学家》2010年第5期。

[13]参见黄锡生、任洪涛:《生态利益公平分享的法律制度探析》,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3期.

[14]徐祥民主编:《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5]参见陈海嵩:《论程序性环境权》,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文章摘自:法学评论(双月刊)2016年第3期

本文编辑:王璐